《保安县志四种校点注译》

“题解”十六篇

2016年10月，志丹县人民政府正式约请我重新校、点、注、译从清初顺治年间到民国时期的四部《保安县志》。校注过程中，为了使读者对这几部旧志从总体上有所把握，并使读者能够加深对其中一些重要序、跋、诗、文等的理解，笔者曾经写下了十五篇“题解”文字，这些文字也曾得到过有关领导和同仁的高度赞赏。后因这些题解“不合志书校注体例”，我便遵命把它们给全部删掉了。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题解文字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便是作为一篇篇独立的散文，也颇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于是过录于此，并加写了最后一篇，作为我个人之读志心得，与读者诸君共同分享。

所有“题解”文字，均按四部旧志之序第，依次排列。

为着节省篇幅，“题解”所涉原文及译文，请读者朋友参阅即将正式出版的《保安县志四种校点注译》全书。

第一篇

顺治本《保安县志》王政新《志序》

题解

这是顺治本《保安县志》主要作者王政新为其志书所写的“序言”。文章首先从“读史知变”的角度，历数了不同史书、志书及文章诗赋给后人以不同的认识与感知，说明史书、志书和各种文章诗赋，都有着极大的社会认知作用。然后就保安一地而言之，叙说此地虽小，但也应有书以志其事。只可惜这地方长期遭受兵火战乱，文献无存。王政新据此而提醒当政者，不能任这种因文献毁灭而史事不彰的现状再继续下去了。最后他申说了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由谁提议，并用什么样的材料整合起来，撰写此志的。

本文作者王政新，“学历”不高，学养未深。虽上下古今，无所不至；诗词文赋，无所不涉。然食古不化，大掉书袋。常常言不及义，文句凸兀。论点论据脱节，逻辑关系欠明。寻常读者读此，如堕五里雾中也。

为此，本文只得意译，补足许多语意成份，以成篇章。

第二篇

顺治本《保安县志》张嗣贤《志序》

题解

这是时任延安府保安县知事的张嗣贤所写的一段话。张嗣贤本人也是此志的作者之一。从文末“敬于志书之末并附之”的话可以推测，原文是附在志书之后，作为本志之“跋文”而写的。然则何以跑到书前，成为《志序》呢？应该是本志之抄录者将其移到书前的。

张文先从他被调来保安任职的当口，周围人们对“保邑”的评说写起，说明尽管他就职之前就知道保安这地方荒凉凋弊，民不聊生，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所在，但他仍然不为所动，毅然前来就职。表达的是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不忘初心、矢志报国的坚毅情怀。然后叙说了他到保安任上的所作所为，以及经他三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之后，保安出现的政通人和、百业兴举的新局面与新气象。也就是说，他用事实辨驳了当初周围人们的偏颇议论，用事实证明了他之选择的合理、明智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文章最后，通过保安县的今昔对比，提醒后来者，不忘此地历史，再接再厉，以其合格政绩，永保一方百姓的太平安乐。

第三篇

顺治本《保安县志》王政敏《志书后跋》

题解

综观顺治本《保安县志》之全书，虽文字稍显粗陋，且时有“不通”和“无解”处，确有“三家村学究”之嫌。但毕竟是保安县自古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为保安一地，同时也为延安一隅保存了大量真确的史料，已经十分难得了。而况，依照顺治本《保安县志》之原始稿稚拙的字迹来看，其“不通”和“无解”的字句，多数应该不是编著者水平所限，很有可能是抄录者造成的。

第四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彭瑞麟《志序》

题解

本文是本志主要撰写者、亦即咸丰本《保安县志》之最终成稿者彭瑞麟（时任定边县知县，署保安县事）为其志书所写的“志序”。

文章首先从“邑之有志，尚矣”说起，说明一县一定有一县之志，这是古代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并且具体列举了从《武功志》到《高陵志》共八部明代陕西有名的志书。这些志书不单在陕西声名赫赫，便是在全国方志领域，也可谓“盛称于世”。

然后作者转而发出疑问：既然各县都有各县的志书，那么，为什么保安县这个地方却没有志书呢？——可见，张嗣贤所撰的顺治本《保安县志》，在彭瑞麟的时代已经残缺不全，从而不被人们认为是一部完整的“书”了。在彭瑞麟看来，尽管保安“山陬僻壤”，“地处边陲，顽山重阻”，但其地理、建置、田赋、官师等等，凡他县之所有者，此地也几乎一样儿都不缺。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作志呢？

有感于斯，彭瑞麟于1856年夏，刚被调到定边—保安任职时起，就在保安县儒学训导武东旭的协助下，在顺治年间《保安县志》残稿的基础上，“广为搜采，补其残阙，辩其舛伪”，缮旧维新，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便将新志编纂就绪（这与前举《武功志》《高陵志》等陕西各部名志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方才修撰而成，恰成对照）。给人以“使命在身，刻不容缓”的紧迫感。让人觉得，彭瑞麟才真可称之为“有担当”的读书人。

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彭瑞麟一定是熟读熟背过《论语》的——“四书”之一的《论语》，曾是他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本文中，他从《论语·宪问》篇中信手拈来“郑之为命”这一典故，表明自己所撰的这部《保安县志》，虽然已是尽力而为了，但也只不过是一个“草创”稿。至于进一步的“讨论”、“修饰”、“润色”，乃至于“踵事而增华”，则寄希望于未来的才德之士了。说得客观公正，情理皆备，谦谦然君子也。

此文没有乱用典故，没有掉书袋。不跑“气儿”，不冒“泡儿”。文风朴实，明白晓畅。后世之修志者，大可借鉴。

另：咸丰时期，清政府政治上外忧（列强挑衅）内患（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交迫，文化上也没有《大清一统志》等大型的文化工程，因而全国性的修志活动不如康、乾时期活跃，各地方修志近似一种自发行为。中国现存清代方志，康熙朝最多，光绪朝次之，咸丰朝、宣统朝最少，而宣统朝仅有三年。以此观之，自发编撰这部咸丰本《保安县志》的各位官员僚属，均当受到我辈后人特别的尊崇。

第五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武东旭《叙》

题解

本文是保安县儒学训导武东旭（字晴崖）为本志所写的叙录。基本上是一篇流水账。

文章先从保安县没有县志，而这“没有县志”一事，不是没有可“志”的内容，而是没有人来做“志”说起。然后叙述了近200年前的张嗣贤，到后来的吴潮生，再到最近的彭瑞麟，三位县官接踵完成《保安县志》的全过程，以及武东旭对吴、彭两位县官修志过程的见闻和他本人此间所起的“拾遗补阙”的作用。“从此官有所考镜以为政，士民有所观感,而与民风士习蒸蒸日上。”——这可以看作是武东旭对于本志之社会功效的热切希冀。

细读保安各部旧志和几种《延安府志》以及陕西、他省、他府、他县之志书，发现古代各府、州、县志之编撰序跋者，其文才与其“学历”或“文凭”往往呈正比。这说明古人之科举考试，还是可以选拔出人才的。换言之，古代之科举应试，是不好作弊的；古人的“学历”与“文凭”，也不太可能因权势、金钱、人情关系或其他人为因素而造假。

第六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吴潮生《保安县志·序》

题解

本文是咸丰本《保安县志》的最终完稿者、时任保安县知事的吴潮生所写的《志序》。文章首先讲了明代保安县没有志书（而大多数府、州、县都有明代志书的；明、清两代进入了我国修撰方志的高潮），不是真的没有志书，说不定是因为战乱，修撰下的志书在战火中弄丢了。表示了对于过往历史的充分理解和悉心体谅。

吴文紧接着回叙了从宋代至本朝，志丹县“屡有边患”、“数遭兵火”的惨痛历史，为志丹县明代不太可能传下来志书找到了历史“大背景”。然后回应了清嘉庆年间洪蕙修撰《延安府志》时关于张（嗣贤）本县志“不足采择”的说法，表明张嗣贤作为一个县令，其主持编撰的志书即使未能做到完全“确实”，但至少其搜集资料、印证补充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简要叙述了自己到保安县任职后看到保安民风淳朴却“百事废驰”、短时间内难以“振兴”的现状以及他在张志基础上完整修志的过程和具体的操作法。行文至此便戛然而止。

此文之令人感叹处乃在于：一、吴文与其志虽“质率无文”（不完全是谦词），但却没有费话，没有卖弄，更没有虚张声势、“引经据典”、冒充“学者”。是文章家中“质实”一派。二、写作此文时，吴潮生正是保安县知事（大县曰“令”，小县曰“知事”），是当地权力机关的“一把手”。然而让人大为“感动”以及用当今世事权衡而让人大为“不解”的是，他却把一个职位远在他之下、且十几年都在仕途上没有“进步”的儒学训导武东旭的序文放在了他的序文之前。

古人之道德文章，值得我等学习且效法者，又何止一端耳！

第七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朱琦《重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

题解

本文是保安本县人（邑人）朱琦为重建“义勇武安王庙”而写的碑记。民间之“义勇武安王”者，即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之谓也。

据《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记载：关羽（？＿220），东汉末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字云长，本字长生。汉末亡命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与张飞从刘备起兵。备得徐州，使行太守事。建安五年（200），曹操东进破刘备，关羽被俘，遂随曹操于官渡迎击袁绍军，刺绍大将颜良于万众之中，封汉寿亭侯。旋辞归备。后随备依荆州牧刘表。十三年，操入荆州，备率众南逃，遂共至夏口（今湖北武汉）。及操败于赤壁，备收江南诸郡，任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备西定益州，使其镇守荆州。二十年，尽逐孙权所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二十四年，拜为前将军。围攻操将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今湖北襄樊），时值汉水泛溢，左将军于禁所督七军皆没而降，又斩将军庞德，自许（今河南许昌）以南往往遥应，威震华夏。魏遣平寇将军徐晃往救，而吴乘机袭取江陵（今湖北荆州），遂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与子关平同为吴军俘杀。追谥壮缪侯。好《左传》，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以忠义见称于后世。

概中国之历史人物，以三国人物最为民间所知；三国人物，以蜀国人物最为民间所知；蜀国人物，则又以名将关羽最为民间所知、所敬、所仰且所赖。因此，后世为其建庙而祭祀者，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翁妪青壮，往往有之。何者？曰忠曰义、亦武亦文也哉！

朱琦此文，将关羽之大忠大义、大勇大武，放在三国乱世纷然、群雄竞逐、旗帜遍地、山头林立的大背景之下，相互关照，反复映衬，上下比对，逐层点染。“上以昭王之所由祀，次以识侯之所重新”。虽曰敬“神”，实则与“敬人”亦不少异也。是故，读之思之，可亲，可信，可铭，可记，复可圈点也。

二零一二年冬，笔者应邀为志丹县张渠乡关羽庙所写之文言《碑记》有言曰：“盖无畏者，至可畏也。”千百年来，祭祀关羽，其“敬天敬地敬自然”之另一面，即“畏天畏地畏自然”也。保安吾民，于今尚存此“敬畏”之心不？

第八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所引郭指南《建文庙碑记》

题解

本文是清顺治到康熙年间安塞县人郭指南为保安之孔庙所写的《碑记》。

郭指南，据本志及相关资料记载，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进士，曾任广东电白县知县，后调任礼部主事。主持电白县事时，他曾主持续修了清顺治八卷本《电白县志》。

相比于本志前“序”后“跋”诸文而言，郭指南此文专一记事而质实无华。与其“进士”之“学历”似不甚相合。或许文格即人格，郭指南当为低调而不事张扬者耶？

第九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所引孙凤《新建魁星阁碑记》

题解

尽管“国家百余年文治休明”，但“保邑人文未见蔚起”，于是乎，保安人便想到了“欲乞神之灵以翊文教”、新建魁星阁的“好”主意。这是孙凤知县整篇文章的“由头”。

以今天科学昌明、理性张扬的时代眼光观之，二百年前我保安先人之此举，不单“无知”，简直等同于“胡闹”。但在知县孙凤的时代，有此想法不仅不会被视为“无知”与“胡闹”，而且几乎是“为民请命”、“为士（学子）乞灵”的大大的义举了。那么，新建了魁星阁，保安此地果然就能“文教弥昭，士风丕变”，并且果真能够“开保安之文运”吗？笔者在为志丹县张渠乡关羽庙所写文言《碑记》中有言曰：“或曰天理有常而福祸难测，祷之于神灵者，岂非虚妄无稽也？曰精神之寄托与慰藉也。”是啊，对于彼一时空之保安先人，可不就是“精神之寄托与慰藉”吗？

在此，笔者要特别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的是：准确理解“魁星”之在中国古代天文星象学中所蕴含的意义，是准确把握本篇《碑记》要旨的关键所在。

第十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所引刘涵纲《永康书院续捐碑记》

题解

这是一篇文质俱佳、情理兼胜的好文章。

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完全针对此一时空保安学子的具体情况，不做大而无当、概而无指的空论（前此多篇序、跋都有此通病）。作者由学子们向他本人（知县刘涵纲）建议为庚辰年（1820）后捐资于永康书院者“勒名于石”起笔，引出作者“诸生欲为人劝，宜先自为劝；诸生欲劝将来，宜先劝诸目前”的感慨。作者进而向永康书院的学子们申说，只有当你们学的好了，你们上进了，你们在社会上有了好名声、好地位了，那才是最好的“劝捐”方式。相反，如果你们少不立志，不思进取，“颓颓靡靡，徒有虚名，而无实效，甚且酒食游戏，日相征逐，不惟无以化民成俗，而实足以恣意养安也。”如果是这样的话，“劝何有焉”——鼓励、劝诫还有什么用呢？如今距离刘涵纲知县“训诫”学子们已经过去近二百年了，但我们依然完全可以悬想近二百年前发生在保安小城永康书院的这一幕：一群短褂长袍、小辨盘发的学子们兴致勃勃、拥拥挤挤、推推搡搡地围着前来视察的知县刘涵纲大人，向知县大人请求为捐资于书院者“勒名”，而刘涵纲知县却非常冷静地给他们讲了一番“少而习，长而安，勉为一乡之善士”的深切道理。此情、此境、此言、此理，对学子们该有多么大的震动啊！

笔者此刻要说的是，刘涵纲一番警策之论、肺腑之言，对一些把学校当作“恣意养安”之场所的学子，实际上无异于“当头棒喝”！笔者甚至要说，对于此一时地之永康书院的多数学子而言，他们的生命就此可以划分为刘涵纲知县“训诫之前”和“训诫之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刘知县“训诫”之后，若还有哪位学子“颓颓靡靡”、“日相征逐”、“酒食游戏”、“徒有虚名”，那么，他之在永康书院，必将“不为所容”且将“无以自处”了！

此文之好，还在于其形式。宋以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逐渐成为“经典”，尤其是学韩（愈）者络绎不绝。刘涵纲本人进士出身，熟读八家文章当在情理之中。此文借韩愈《进学解》之外衣，以“设问”的形式，将“训诫”的内容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严丝合缝，不滴不漏，辞恳情切，言短意长，诚可谓文章之当行里手。

此文便是对保安当今学子和社会各界，依旧有极强的劝勉作用。

第十一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所引费自振七律诗

题解

自古以来，中国即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这说法早最应该是汉代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来的。董仲舒之本意是特指对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尽管有那么多家的注解训释，却没有完全通达的、让大家一致认同的解释。后世学者则渐渐习惯于把这个特指《诗经》的说法给普泛化，衍化成了所有的“诗”都“无达诂”的意思了。当代诗人学者们，似乎也十分认同这样的说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当代新诗潮汹涌泛滥之时，有些十分前卫的诗人居然提出“只有人们不懂的诗才是好诗”的极端主张。尽管如此，从古至今，关于《诗经》以及后世关于各种诗词的训释与翻译，仍然源源不绝。笔者此处串写出清人旧县志所引诗歌之“大意”的目的，不在于把清人旧县志中的“诗”给翻译成白话新诗或白话散文，而只是给当代和后世学子们提供一把理解这些诗之“诗意”的钥匙。首先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原诗之“原意”，使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时有一点门径，至少是在他们写文章而需要引用这些诗词的时候，不要错引或误解。

本志中所录各诗，仅就诗艺而言，可谓优劣互现，良莠不齐。然于彼一时地之保安风土人情、闻见思虑，却有“存真”兼“存史”的重要意义，仿佛一组搁置已久的老照片之偶然翻出的旧“底板”，不啻本志书前七卷之重要补充。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之诗被称为“诗史”，岂此之谓欤？

第十二篇

咸丰本《保安县志》汤崇礼《跋》

题解

这是时任保安县典史、候选县丞，寄籍江苏无锡的汤崇礼，为整部咸丰本《保安县志》所写的“跋文”。

“跋文”这一位置十分显眼，依照现如今之“惯例”，怎么也该是一个现任大官或志书之实际编撰者操刀或署名才是，而汤氏不过一区区典史，亦非本志之实际作者。因此，汤氏写“跋”这一幕，用现如今的价值观，是无论如何也“衡”不太准的。看来，我们今天那本官本位的“皇历”，在清代的咸丰年间尚未“翻开”哩。

至于文章本身倒无须多说。平实朴素，不事渲染；未用一“事”，未拽一“典”。一则微乎其微的“读志笔记”而已。

第十三篇

光绪本《保安县志略》马相如《保安县志·序》

题解

总共四部清人和民国学者所著的《保安县志》中，时任保安县县令的侯鸣珂之次子侯昌铭君撰著的这部光绪本《保安县志略》，采辑最富，史料最全，篇幅最大，组织最精，立意最高，文笔最佳。不单在延安各县之方志中当属上乘，比之于明弘治本《延安府志》，亦毫不逊色。明代有康对山《武功志》、韩五泉《朝邑志》、孙立山《富平志》等“陕西十大（或八大）名志”的说法，侯昌铭君《保安县志略》之在清代，设若谓之“名志”，亦非过誉之辞。

为侯昌铭志书写了这篇序言的马相如君，赐进士出身(二甲进士)、分巡陕西延榆绥兵备道、前任兵科掌印给事中、翰林院编修，当属晚清一位较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马君所写序言不单文从字顺，条分缕析，而且切中肯綮，要言不烦。概侯志之所长，惠心悟之，妙笔衡之，嘉言述之，足令人心悦而诚服之。“所系岂止此一隅哉？而此一隅，又岂无足重轻者哉？”文中这两个设问句，道尽了侯昌铭志书普泛性的社会意义和“资治鉴政”的重要价值。

於乎！侯鸣珂、侯昌铭父子以及本文作者之马相如诸君也，良可引为同道也哉！

第十四篇

光绪本《保安县志略》侯鸣珂《保安志略·序》

题解

这是侯昌铭的父亲、时任保安县令的侯鸣珂老先生为其次子侯昌铭之《保安县志略》所写的序文。

文章首先回叙了自己在陕为官三十六年的历程，说明自己对陕西之历史沿革、人文习俗、山岳河川、里民性情等的周知程度。然后追述自己在保安县刚刚上任后，想要查阅县志而此地却没有县志时的慨然一叹（说明吴潮生他们所编咸丰本《保安县志》亦流传不广，属侯鸣珂、侯昌铭所未得见者）。进而申说道：“夫国有史，邑有志，家有乘，皆所以备掌故、昭来兹也。”由此表明，县志之有无，绝非等闲之事，而是一件能否“备掌故、昭来兹也”的大事。其后叙说作者之次子侯昌铭由内阁中书任上请假来到保安省亲时，他命昌铭为保安县修志的经过。

文章的后半部分转而就侯昌铭自幼“嗜读，颇留心文史，乡先生谬以承明著作才相推”的情况，以及侯家家学渊源的历史进行回叙，说明侯昌铭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里写出这部被侯鸣珂本人看好（“余阅而嘉之”），同时也被二甲进士、翰林院编修马相如先生认可（如前序）的志书，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侯昌铭一贯刻苦求学、不断上进以及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磨砺的必然结果。

与一般身份之序作者的文章大不相同。侯鸣珂此文，因为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儿子，而儿子的成长过程、学问背景、为官经历等都是他一手促成或亲眼目睹的，所以，写起来内容饱满，感情充沛，心手相应，侃侃而谈。

当然，如果此文仅此而已，那还算不得好文章。它好就好在其内容饱满却不肆意泛滥；感情充沛却仍然公正客观；心手相应却不信口胡诌；侃侃而谈却绝不夸夸其谈。大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上古君子之风。

侯氏家族之在楚澧永定（今湖南张家界），属名门望族。信哉！

第十五篇

光绪本《保安县志略》侯昌铭《自序》

题解

这一篇是光绪本《保安县志略》之唯一编撰者侯昌铭先生给自己的志书所写的《自序》。

从本志的两篇“序言”和侯昌铭本人的这篇“自序”中我们知道，此志编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侯昌铭尚在清宫中任内阁协办侍读中书舍人，因其父亲侯鸣珂（字韵轩）此间正在保安县担任县令，他在宫中请假省亲来到保安，方受父命，编撰此书。史料显示，昌铭本人赋性聪敏，幼年即刻苦好学，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乙酉（1885）科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入宫，任觉罗宫教习，后派充内阁协办侍读中书舍人，诰封奉政大夫，赐封中宪大夫。在京时，寓王府吉湖南会馆，与同乡熊希龄、谭延闿关系密切，交往笃厚。侯昌铭为协办侍读时，追随谭嗣同支持维新。维新失败后，辞官还乡，经手家园，闲来游赏风景，怡情诗赋。昌铭一生，除为保安县编撰了《保安县志略》外，还为其家乡修纂了《永定县乡土志》。昌铭君学殖深厚而又关心时务，可谓人才难得。

一部数万言的方志，其质量到底如何，这篇“自序”已初显端倪。从这篇文质兼重、情辞并茂的自序中我们不难看出，侯昌铭不仅对文史、方志界那种“不求史例，敷衍铺张，文繁于事，而好恶予夺，类以私意进退”、“摭拾无味之歌辞以标榜，摹拟无情之山水以逞才，作者无赧容，阅者无真赏”的浅薄风气、无聊作派表示鄙弃，而且他自己的文章首先就写得言之有物，通达洒脱，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倘以其“学历”衡之，则侯昌铭也算得上那一时代、涉此地域（山保安）的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却没有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大吊书袋，“徒矜淹雅”。

显然，一个读书人、一个“文史工作者”、一个方志从业者，泛泛地知道一点点上下古今人与事之皮毛并不难，一般性地知道点儿文史方志的“梗概”、“套路”也不难。概古今学问之难也，难就难在一个“具体”，难就难在面对一部“具体”的书，“具体”的文本，“具体”的章节，“具体”的字、词、句、段，您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学养、功力和操守，去正解它，消化它，融通它，征服它。

侯昌铭君做到了“具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超越了这个“具体”。他是一个“通”了的、值得后世文史方志工作者效法的、完全合格的读书人。

第十六篇

《保安县乡土志》题解

《保安县乡土志》，不题撰著者之名姓，亦不署所自撰著之年月。然据其第十五章《学校》一节中，“现有高等小学教员一员，学生六名。初等小学教员一员，学生十名”、“东乡初等小学堂一所，借居民宅，现设李家嘴。教员一员，学生八名”、“西乡初等小学堂一所，借居民宅，现设金汤镇。教员一员，学生八名”以及“前清”等记载和用语，足可考定其乃民国年间之作品。

作者于全书之末煞有介事地写道：“以上所录，大半搜诸残碑断碣之中与访闻诸土民者，然仍不免挂漏之弊也。”笔者于其下有注曰：“这部《保安县乡土志》是撮录他志而成，主要截取的是侯昌铭《保安县志略》的内容。此处所谓‘以上所录，大半搜诸残碑断碣……’云云，与事实出入甚巨。因此，关于此志的详细注释与准确翻译，请读者参阅笔者重校之《保安县志略》的相关内容。”

“民国”之在45年前我的初级中学《历史》课本中，是一个极其腐败、极端黑暗的时代，王旗变幼，民不聊生，学界颓废，了无生气。然年齿渐长，阅历渐丰，笼罩在当年《历史》课本上的迷雾，遂被不断得以廓清。于是，我终于知道民国曾经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曾产生了一批“英雄”的重要时代。中国几千年学术史之最后的辉煌，也正是民国时代的荣耀。举凡章太炎、夏曾佑、胡适之、王国维、梁启超、辜鸿铭、陈寅恪、钱穆、孟森、傅斯年、钱钟书、雷海宗、刘师培、汤用彤、容庚、陈垣、鲁迅、贺麟、欧阳竟无、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蒙文通、王力、季羡林、程千帆……可说是一人一天下，一人一时代，一人一经典。他们中有的人跨越了现代而一直生活到当代，但他们的学养根基，却主要是在民国时期奠定的。

至于像《保安县乡土志》之未名撰著者，全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和文字都掠夺自他人著作；其自行采择撰著者，乃十不及一。居然大言不惭，欺世盗名，自吹自擂，夸夸其谈，以“行家”自许且自誉，实与民国之世风也，极不相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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